·  春秋三国

李健吾传,批评是有思想的艺术西甲竞猜投注:

发布时间 : 2019-11-26 19:55    点击量:

刘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1) 在文学研究各学科畸形膨胀的今天,重温文学批评家李健吾的姿态是别有收获的。李健吾的评论文章属“轻性的论文”,“轻性”论文之难在于因其“轻”而排拒空洞和空泛,因其“轻”而舍弃包罗万象的内容和环环相扣的论证。同时,也因其“轻”而向作者要求敏锐和机智,要求文字的灵动和见解的精警。对于李健吾,阅读和评论的过程就是其生命体验的过程。 李健吾/轻性的论文/生命体验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研究各学科兴旺到了畸形膨胀的程度,每年生产出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生产运动。 资源短缺而信息过剩的中国,需要这么多专著、论文吗?何况其中有一些是动用了由国民纳税和学生学费转化来的各种名目的科研经费才得以出版和发表的。 高校体制的职称制度、课题制度、评奖制度支撑着大生产,标准化、程序化、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鼓励着大生产,高校教师成为半职业化的论文生产者。那许许多多经过繁琐论证的重复课题,似乎都有意义,似乎都有价值,但谁能说得清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课题下的“研究”有一套可以熟练掌握操作的程序,能够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而网络的广泛应用又为生产者提供着前所未有的便利。谈到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状况,常有人使用“危机”、“困难”之类的词语。文学研究的危机来自“全球化”或其他什么“化”的挑战吗?其实它来自以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自身。 当文章被命名为“成果”,文学研究者更重视的是文章本身还是由文章连锁获得的各级职称各类奖项各种头衔以及所能换来的呈递加性的物质利益?当被评论被研究的作品被叫作“材料”,文学研究者还把阅读视作享受吗?在匆忙甚至无奈的生产过程中,文学研究者会感受到激动或者愉快吗? 那么,文学研究者还热爱文学吗?还喜欢文学吗?还对文学怀有兴趣吗? 在文学研究各学科畸形膨胀的今天,很多“成果”都是依靠运作产生,少有人读。不过,少有人读毕竟不等于完全没人读。文字不欺人。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他对文学有没有兴趣、有多少兴趣——是能从文字中读出来的。 于是想起了李健吾。 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工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止于50年代初,二十多年里只有以笔名刘西渭出版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注:刘西渭:《咀华集》、《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1936年和1942年出版。本文所引李健吾作品均出于《咀华集》、《咀华二集》。)这两本评论集都不厚,与如今的研究者相比,作为评论家的李健吾从“量”的角度说实在不足道。 李健吾不羡慕多产者。他深知文字经营的艰难,他作为参照的是:“福楼拜轻易不放他的作品出手,而往日中国文人,只有薄薄的一本交给子弟行世。”(《答〈鱼目集〉作者》) 据说现在的职称制度、评奖制度以及其他什么制度下,论文集比不上“专著”,而李健吾当年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甚至连论文集也算不上,收入其中的文章不合当今论文的规范。李健吾的评论文章属“轻性的论文”,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搭起完整的框架,也没有罗列注释与参考书目。 “轻性的论文”是鲁迅使用的说法。将某类论文名之为“轻性”,因其篇幅、内容、写法区别于那种旁征博引、面面俱到的更正规、更合规范的论文。鲁迅做论文,从“重性”开始,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他写于20年代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当然更属“重性”。鲁迅也擅写“轻性”论文,如《〈一个人的受难〉序》、《〈草鞋脚〉小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等。鲁迅深知论文写作“重”“轻”之间的甘苦,他曾感慨:“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1] “轻性”论文之难在于因其“轻”而排拒空洞和空泛,因其“轻”而舍弃包罗万象的内容和环环相扣的论证。同时,也因其“轻”而向作者要求敏锐和机智,要求文字的灵动和见解的精警——如果缺少了这些看似过高的要求,“轻性”论文便当真“轻”下去,类似于中学生写的读后感了。 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提供了“轻性”论文的出色文本。 李健吾为文学评论和评论者悬出了极高的标准。他说:“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说:“批评同样是才分和人力的结晶”,“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他说:“于是我们有了批评,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悬标极高的李健吾,其评论论文则出之以“轻性”。 对于李健吾,阅读和评论的过程成为生命体验的过程:“有一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他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地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自由便是在限制之中求得精神最高的活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李健吾描述了阅读与评论过程中“快乐”和“痛苦”的两极情绪,两极之间的丰富层次则难以详说。评论者身兼理解者和表达者双重身份。作为理解者,他有自己的“理解境况”,他须在参与化与间距化之间实现“视界融合”——“理解境况”、“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使用的概念,李健吾当年拈来的词语则是“经验”“龃龉”和“参差”。他说:“作者的经验和书已然形成了一种龃龉,而批评者的经验和体会又自成一种龃龉,二者相间,进而做成一种不可挽救的参差。”(《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作为表达者,评论者有“他自己的存在”,“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李健吾去理解了,去表达了。他像他所佩服的波德莱尔那样“真正在鉴赏”(《〈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鉴赏与欣赏的区别在于是否保持着挑剔的眼光和并不为作品感染力所左右的评判态度。在契合、认同的“快乐”与多层次的“龃龉”、“参差”间,李健吾以独特的文字风格营造出富有感性体验的评论氛围,同时,通过他本人体验与作品的相遇和碰撞,产生创造性的审美经验,激发出敏锐的见解。 李健吾精神、感情和兴趣的投入态度渗透在文字中,而其间卓见迭出。例如,评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时,他指出“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例如,评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他做出警策性的判断:“影响不是抄袭,而是一种吸引”,“《八月的乡村》不是一部杰作,它失败了,不是由于影响,而是由于作品本身”。并且由这一篇作品谈开去,发抒为对当时文坛的犀利批评:“因为年龄,修养,以及种种错综的关系,我们今日的作家呈出一种通病:心理的粗疏”,“我们的人物大部分在承受,而不在自发地推动他们的行为。谄媚或者教训,是我们小说家两个最大的目标,是我们文化和道德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趋止”。例如,他一语道出了萧军和萧红文学才华的差距:“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咀华记余——无题》)例如,他通过对卞之琳《鱼目集》的评论,对新文学中的诗歌和散文做了与众不同的比较:“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李健吾当年由评论一篇篇作品引发出的精警见识,承受住了岁月的冲击,至今给人以启迪。 自进入新时期的二十多年来,西方出版物的汉译本筑成了中国的学术语境,理论的发达使文学研究向精密学科的方向发展。如苏珊·朗格所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标准的学术研究对象,原因正在于人们有时不把它当作艺术。”[2]我们见过了“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新课题”一潮一潮地热起来,也见过了一个个研究框架的倒坍。而像李健吾那样能深入潜进艺术场景,又饱含着生命自悟的印象式批评,反而更显出其价值,并且依然魅力四射。 李健吾曾不断地、反复地谈论“限制”:“才分有所限制,学历有所限制,尤其重要的是,批评本身有所限制,正如一切艺术有所限制。”(《答巴金先生的自白》)“我们抛离不掉先天后天的双重关联,存在本身便是一种限制。”所有人都有各自的限制,李健吾当然也有。正如他谈论废名的诗论时所说:“他有偏见,即使是偏见,他也经过一番思考。”(《〈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也正如他谈论鲁迅的翻译时所说:“他也许窄,然而我们爱他如此,因为他有深厚的性格做根据。”李健吾在30年代写过一篇题为《假如我是》的文章,他写道: 假如有一天我是一个批评家,我会告诉自己: 第一,我要学着生活和读书; 第二,我要学着在不懂之中领会; 第三,我要学着在限制之中自由。 七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仍能从李健吾的“学着……”中得到启示。 当年,将评论家身份看得极尊贵的李健吾曾骂一些评论家“只是一些寄生虫,有的只是一种应声虫。有的更坏,只是一些空口白嚼的木头虫”(《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在当今学术工业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者做“寄生虫”、“应声虫”、“木头虫”的机会是很多的。今天的研究者未必要把李健吾的评论文章视作写作的榜样,但他的《咀华集》、《咀华二集》仍然提供了不能绕过的参照。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文学研究论文理应与其他学科的论文有所不同,“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 [1]鲁迅.1932年11月12日致杜衡信[A].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Z].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现实主义批评与现实的结合度,现实主义批评承担文学批评干预生活的责任的有效性,现实主义批评引起的读者的关注度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现实主义批评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推动,对灾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唤醒,这些都让饱含爱国热情的李健吾深深叹服。印象批评深化和拓展了批评主体的自省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看重的是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发挥,遵循个人的趣味与感受。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深受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在实际批评过程中,他注重个人的印象和感受,也尽可能地接受和消化了印象主义“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批评方式,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未全盘照搬法国印象主义观念。可见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已不是西式的印象主义批评,它的内涵比西式印象主义批评要更深厚。

西甲竞猜投注 1

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除了好的艺术感觉和整体性视野,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

责任编辑:紫一

批评;李健吾;现实主义;印象;文学创作;沈从文;艺术创作;分析;翻译;戏剧家

一位被遮蔽的文学大家

批评;艺术;胡适;研究;写作;文学;李健吾;红楼梦;语言;学问

作者:李雪,系哈尔滨学院教授

一位被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赞誉有加的

文学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立足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

回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路,李健吾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存在。他是一位作家,散文《雨中登泰山》是名篇;也是一位戏剧家,用沈从文的话说,“李健吾在戏剧问题上哗拉哗拉多”;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的系列喜剧作品。2016年是李健吾诞辰110周年,今年是他逝世35周年纪念。文学界重新审视这位文学“多面手”,则更多地注重他的文学批评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于《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共计15万字左右。这些文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现代名士

学问和审美是两回事。以胡适为例,他是考证《红楼梦》的权威,对知识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审美的兴趣。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艺术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上世纪60年代他写信给苏雪林,专门讲《红楼梦》是一件不成熟的艺术作品。胡适考证古白话小说是基于其中的知识谱系、史料钩沉,他并未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以如诗般的语言发出时代强音

《包法利夫人》的译者、《雨中登泰山》的作者

从写作类型来讲,鲁迅是真正的作家,胡适却是一个学者。胡适在他的研究文章中,重学理,重证据,鲁迅则有很强的艺术直觉,他对民间事物一直有浓厚兴趣,即便治小说史,也多个人感受和自悟,他是一个精神色调上既驳杂又深邃的艺术家,两个人在创作和研究上,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我认为,这种类型意义上的割裂并不合理。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二者兼具。这令我想起很多人做文学批评,缺少对作家整体性把握。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评论,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对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波德莱尔说,批评要“打开最广阔的视野”,也是这个意思。

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曾说过:“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批评虽然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延伸,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批评家在追寻批评对象文本意义的同时创造的艺术品。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从作品中伸展开去,看到作品背后更丰富的内涵,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想境界寄托于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精神家园。李健吾渴望为批评寻求一种美学定位,而不仅仅是承担解释与阐释作品的任务,还应当通过批评传达出对社会的认识,尽管这种愿望是潜在的。

他就是李健吾

除了好的艺术感觉和整体性视野,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李健吾评论很多作家和作品,我们可能无需知道评论对象是谁,但其文章到今天依然可读。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也许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在寻美的同时,李健吾必然地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1935年,他在评价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写道:

就在李健吾与尤淑芬结婚的前一个月,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相恋多年的张兆和结婚,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自从会贤堂的宴会上相识,李沈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李健吾断不了来达子营沈宅聊天。年底前巴金也住在这儿。

我们没必要被困在规范过于死板的学术论文里,而是要回到文章中来,让批评本身变得有意义、有风采。古人讲“文章千古事”,不是讲思想千古,而是讲文章千古。思想可能过时了、有谬误了,文章本身好,依然可以流传。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连赤壁在哪都搞错了,这本来是致命硬伤,但它并不影响这首词成为千古名篇。

然而一声霹雳,“九一八”摧毁了这次殖民地的江山。他不等待了。“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和它们粗大的树木,肥美的牛羊,强悍的人民,全要从他的生命走失。他当了义勇军。眼睁睁看见自己争不回来他心爱的乡土,一腔悲愤,像一个受了伤的儿子回到家里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谋面的祖国,一个无能为力的祖国!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

沈从文也是双喜临门,就在新婚的这个月,从吴宓手里接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新编辑就得有新作者,一方求贤若渴,急欲光耀副刊版面,一方技痒难耐,正待一展雄才,两好并作一好,于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便接连出现了李健吾那峭拔机警、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如同一员骁将,挥舞着手中的方天画戟,拍马直奔敌阵,要在百万军中取了上将的首级。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文学,也不伤自己。

在李健吾优美的文字和如诗般的语句引导下,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幅画卷,也感知到了一颗悲怆的心,听到了一阵阵扼腕叹息。《八月的乡村》与现实的紧密度促使李健吾正视民族的灾难,即使他希望看到一切的美、一切的善。他身不由己地迎接时代的洗礼,残酷的时代和惨不忍睹的现实不允许他葆有艺术家所谓的“公正”。他义愤填膺地写下:“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这来自现实主义批评语境的力量,使得李健吾站在大众的位置上,担负起了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也响应了现实主义批评要应和历史前进步伐的观点。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综述明清小说的趋势,从小说是人类社会的反映谈起,接着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国君主专政时代所产生的《红楼梦》与法国民主革命时代所产生的《双城记》绝不相同。”虽语焉不详,大体也能说得过去。李健吾那鹰隼一样的眼睛,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更看出了其中隐含的社会学批评的凡庸,当即写出《从〈双城记〉说起》予以批评。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先指出史实的出入,“《双城记》是狄更斯1859年的作品,背景是1789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书和历史相距六十余年,说是那时的出产,事实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自知有理而无情,退一步,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绝小的错误,倒是另外一个过节不容漠视。囫囵吞枣是我们目下的通病,流行名词的堆积也成了渊博的佐证。譬如研究一件作品,我们往往加重社会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一切的成就。这并没有错,可惜中途遗失了许多。

这才是他所要批判的,仍有点含糊。接下来一个小故事,将他那厌恶的心理袒露无遗:“我在巴黎遇见一位朋友,从前研究中国文学,很写了些吃力的书籍;我以为他到海外搜集资料,没有想到他摈弃了过去的功绩,专门攻读某种主义。索性从此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人类的幸福也罢了,我却怕他装满了一肚子主义,回头再来审定我们的文学。不怕别的,却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了他的青睐。”说得多轻巧,甚至不无惋惜之情,读者一眼就可看出,所谓“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了他的青睐”的真义,不过是怕中国文学从此之后,因那“一肚子主义”的“审定”而遭殃罢了。

“这全是小焉者也,重要的是态度。”又退了一步,不等站定,便将手中的方天画戟照直刺了过去——

一本书或许无色,或许有色,我们读者却应该永久无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艺术品无所谓态度,从人类的文物凝炼出来,能够不沾染文物的气息。批评家应该具有成见,然而为了成见找例子,因而牺牲了例子,不大应该。有时我们觉得归纳法胜过演绎法,对于批评家,犹如对于历史家,我想这是对的。我欢迎朋友研究社会主义,不过怕他戴上眼镜来观察。艺术具有社会性:哪一件艺术品不出自人类?哪一个社会不是人类的集合?这里的根据是人性,不完全是社会的政治性,其实政治也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现象。

这便是他对批评文艺作品的看法,自诩是代表广大读者说话的。那么,文艺作品就没有社会性的一面么?当然不好这么武断,以李健吾的见识,重要的是从哪儿着手,又怎样才能不至于误入歧途:“从艺术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反映,但是多数人却偏重历史的知识,从外面判断作品的价值。所以认识一件作品,在它的社会与时代的色彩以外,应该先从作者身上着手:他的性情,他的环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创作的心境。从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探讨当时当地的种种关联,这里有的是社会的反映,然而枢纽依旧握在作者的手心。批评家容易走错了路,因为他忘掉作者的有机的存在。”

文末,顺手调侃了一下好朋友,其时已有美学家之称的朱光潜:“性情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个别的暗潮,朱光潜先生那样通畅而且可爱的一部《谈美》,没有谈起,我引为遗憾。”接下来又对周作人 表示了一点由衷的敬意:“然而,与其扯些不相干的书本以外的议论,更不如从书的本身看起。老实话,只是读书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崇爱启明先生,因为他用他的读书教训我们。”有调侃,有褒扬,率性而为,是李健吾的心地坦诚,也是那个年代文坛风气的纯正。

随后又发表文章,评价清代小说《绣像飞跎全传》。平静的论述,不是他擅长的。褒扬,哪怕是轻度的,对一部清代的小说,提不起他的兴致。除个别文句的警醒外,这是一篇平平常常的文章。

一旦有了批评的目标,可就来劲了。8月间,这位还谈不上翻译家的青年学者,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当时文学翻译界的老前辈伍光建和他翻译的《英美名家小说选》作了一通切实的挖苦。

读李健吾的文章,不能光考究其思想意义,一定要赏析他那曲折有致的文笔特色。

先说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介绍伍光建先生选译的英美名家小说二十种,他以为是全书的译出,预约价只有五元,这未免便宜了我们读者。于是去订了一部,付款后得到已出的五册。原来是节译,英汉对照,是为了中学生或同等学力而出版的。不打算看了,那就拿回去送给弟弟们看吧。——纯粹是行文的关节,他就一个弟弟,还不跟他在一起生活。

接下来说,他对伍先生,原先有着怎样的好感。小时候,一册《隐侠记》曾叫他整整一个月没吃好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书中的达特安,犹如更小的时候离不开白眉毛徐良,或者黄天霸。后来看见胡适之先生赞誉《隐侠记》的文章,觉得胡先生一点也没有过分,同时也就牢牢记住了伍先生的名姓。“现在已然若干年,若干年,而我自己,辗转徙离,陷进一个不可窥测的深渊。钻在我所爱好的欧西名著里面,惹了一身尘土,对于童时的经验,我也就恍若隔世了。”

还嫌台子不高,再垫上块厚厚的砖,将这位老先生的容貌恭维上一番。看书上那张四寸小像,虽是第一次瞻仰伍先生的容貌,究竟秃了顶,上了年纪,样子有些冷峻,严重,不过精神透出饱满,真是一个从所事、务所业的气魄。于是他打开《二京记》,一本狄更斯的知名的小说,想起当年在大学一年级读原著时的一切。

够了,够了,恰当其时,他一脚踢倒了自己垒起的高台,于是敬爱的伍先生不得不摔了下来——

我的老天爷!这是伍先生译的,这《隐侠记》的光荣的译者?我的心沉了下来,好像我撕碎了我童年的时光之网,坠入无底的灰色的人生——无一不是失望的人生!《二京记》就是我们已然耳习的《双城记》。现在,读者们,假定你们是中学生,和我弟弟们一样的英文程度,打开书……

这年轻的刽子手,开始抽筋剔髓,一刀一刀地来消遣我们可怜的伍老先生了。

先剔下《狄更斯传略》中的一句话:“这部小说的长处不在于概念人物……”他反问道,什么“概念人物”?我们知道概念是一个抽象名词,但是将这用作动词,我们就有些如坠五里雾中,譬如将“概念”两个字换成“孕育”,问题就解决了。这还是客气的。

又剔出正文第一段的第一句:“有一大桶的酒跌在街上,酒桶打碎了。”这回就不客气了。他故作惊讶地,几乎是喊道:“酒跌在街上,我的先生!如若我是一个好兄长,我一定笨手笨脚地译做:‘一个大酒桶掉下来,碎在街上。’或者:‘一个大酒桶掉在街上,而且打碎了。’”

这次是连赞赏过伍氏的胡适也一并捎带上了,注意下面引文中“尝试”二字,原文中第一个“尝试”旁边特别加了着重号——

和伍先生的一比,这也许只是半斤八两,然而我的弟弟们,至少不用尝试,便知道打算。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译,鲁迅先生所谓的直译,因为伍先生是硬译或者死译。他不知道译文也有生命,应该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寻一种语言的自然的节奏。最好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样爱好佛经,因为它自身完美。有时我想,像伍先生这样的名译,真正应该学学隋唐时代的僧侣,不仅仅将这当做一日三餐的生计,而且更加神圣其事,舍了心,发了愿,牺牲一辈子,看做理想跟上去。佛爷笑着脸,鼓着大腹,好叫徒众打进他的脏腑,然后才堪宣讲真谛。我是说,译者应该钻进作者的生命,才不至于有失他的精神。这是事业,是信仰,是真实与美丽的结晶。然后不至于陷进一个永生尝试的圈子。

对这样几本错误百出的书,该怎样处理呢,他说,他回到家,将这五本书放在书架最后最低的一格,一点不想叫弟弟和他纠缠,他怕极了那些无聊的请问,倒不如让他们抱住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自己思索。中学生太老实,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于是有人看准了他们良弱可欺,便如此这般来和他们开胃。他们全然信托,一点不晓得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所谓一服良药者,左不过是走江湖的套数。上了当的,只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学生而已。——他的弟弟是无此灾难了,因为有他这个哥哥呵护着,可我们的翻译家呢?

在尽情的消遣之余,他并没有忘了一个忌讳,伍光建毕竟是海内有名望的老翻译家,这样糟践人家,别人能服气吗?对此,这聪明过人的刀斧手,也不是没他的解释。他要让读者彻底地服气。“其实伍先生的译文自有他的特长,就是:他有他特殊的调子,如若有人说我讥讽,我愿意改做老练。不过你不觉得,他有时译的太不费力气?他译得日子久了,而且译熟了,于是一管笔滑了下来。他渐渐失去他早年那点质朴。”再一个原因呢,

“说到《隐侠记》,我现在有时想,固然伍先生译得不坏,而另外还有易于成功的原因:大仲马的文字本身粗窳,简单,容易上笔,而译者何况是根据英文重译。”这么一说,这位译界名宿,真是一无是处了。

最后,得意洋洋地,他要走开了,意犹未尽,又将手中的利刃随手甩了出去,不是对着已颓然倒地的伍老先生,而是对着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种不良的风气:“随便翻开哪一本杂志,在标题之下,你一眼看见的是个耳习的或者知名的中国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后,有一个小注,简直不知道是创作还是翻译。这和欧西杂志正好来个相反,所以中国杂志比起来进步多了,和一般译者一样,知道了商业化的重要。于是原作者朽矣。”

通观这篇文章,是论文,不也像一篇故事吗?

此文名为《伍译的名家小说选》,值得玩味的是它的署名,不是李健吾,而是刘西渭。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刘西渭这个笔名。是觉得自己的辞锋太严苛,还是因为其中捎带了胡适而有意回避?不管怎么说,总是个异数。取这个笔名时,他定然想到了九岁时,在渭水西岸那个关中农村,度过的一年多的畅快日子,使枪弄棒,练拳习武,满世界地疯跑。说是纪念,未免言重,更多的考虑是怎样组合成一个让人看了像个真名的名字。西渭,能将他人的猜测引开,或许是哪个陕西人吧。至于取刘姓,想来没有深意,只是这个姓太普通了。要的就是平庸,自有文章去增添它的伟岸。

此后,李健吾又接连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中国旧小说的穷途》和《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批评家》。

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对中国的批评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不文的时代,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不光应当具有书本的知识,鉴赏的能力,了解得透彻,更要具有语言文字的知识。你要以身作则,语言必须说得过去。有时他们在一起谈笑,以为“我们今日理想的批评家,在他自身和一切以外,应该合有鲁迅或者岂明的文笔,赵元任的语言,黎锦熙的文法,然后才说得上什么批评”。这自然是笑话。

而眼下,中国需要的还不是那样全面的批评家——

所以一生气,我们直以为中国现时需要的文学批评家,不是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倒是一个切实而厉害的马莱尔布,因为我们的时代和他的时代几乎全然相似。你这一句话对吗?说的美丽吗?从前这样用过?如今这样说着?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迂阔的学究。他从来不管你写些什么,只要你写的属于人性以内。他能够阻拦一个大作家产生吗?不能够。他可以帮忙一部杰作出世吗?可以。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的文学批评家。

这,不妨看作他将要对中国文学界负起的责任,一个郑重的个人宣言。然而,截至现在,我们还只能佩服他的伶牙俐齿,聒聒不休,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还得等他那些精辟的,就具体作品而写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

选自《李健吾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李健吾传记作品,作者围绕李健吾丰富的一生,多方搜寻史料,尽可能客观完整地呈现了李健吾这一被遮蔽多时的文学全才。

李健吾以文学批评名世,但他的文学成就却不尽如此,他在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也成绩斐然,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人都赞誉有加。他的翻译作品《包法利夫人》,二十九岁写成的《福楼拜评传》,均为传世之作。他的散文作品《雨中登泰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他的长篇小说《心病》、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他以笔名刘西渭写就的绚烂的批评文章《咀华集》《咀华二集》,他编导的话剧作品,均是现代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透过他与现代文人诸如郑振铎、蹇先艾、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交往,亦为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图景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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