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三国

中西社会形态发生与演化的比较分析,论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

发布时间 : 2019-11-26 19:54    点击量:

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文艺制度是保障文艺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一方面指物态化的体制、建制、设施、组织、社团等;另一方面指意识观念化的方针、政策、措施、规定及其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等。文艺制度体系中的文艺生产制度、文艺检查制度、文艺评价制度、文艺市场制度、文艺保护制度等构成内容的系统性使之成为统一协调的整体,通过自我调节不断丰富和完善,也不断改革和发展,因而强化文艺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和法制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文艺制度/文艺体制/文艺机制/制度化/法制化 人类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人类始终是在自身所创造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和社会制度下生存和存在的,是一个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表现出人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属性的社会存在物。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的社会本质或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也决定了人类社会是在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构成了人类社会及其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因而社会制度构成了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人类是社会制度下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制度化的存在物。在人类创造的庞大的社会制度的网状系统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各种形式的制度体系,诸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道德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也应运而生,构成社会制度下的子系统制度,并在系统结构中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系统,起着维系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维护人类社会秩序,规范人类社会行为,团结统一人类成为社会群体,保证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运转和发展,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在人类社会制度系统结构中,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等外,还存在着一种不为人们重视和并不熟知的隐蔽、潜在的子系统制度形式,这就是文艺制度。其不为重视和并不熟知的缘故主要有四点:首先是文艺制度相对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宗教等制度及制度化程度而言,较为隐蔽、潜在和间接,不易让人们认识和重视;其次,文艺作为人类的文明精神活动,其强化个体性、个性、独创性的因素较之其它形式更高,因而更自由、更灵活、更需要一个轻松、和谐、随意的活动环境,因而对文艺制度及制度化存有顾虑和排斥心理;再次,文艺相对其他意识形态而言具有特殊性,文艺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往往与制度化的规定、规范、制约相抵触,从而会误以为以其制度化的普遍性削弱了文艺特殊性;最后,文艺制度及其制度化往往会成为统治者将文艺视为工具、载体、手段,以至将文艺作为政治、道德、宗教、文化的附庸的借口,因而易产生行政干扰、指令性管理、法令制约等形式限制文艺发展,从而将文艺制度简单等同于社会制度。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对文艺制度认识和建设上的困惑和困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1]这里所论及的影响文艺的种种因素中,就包括有制度及其制度化因素,如社会组织、分工等因素。因而应看到制度及其文艺制度对文艺的影响,有必要确定文艺制度的性质、特点、功用及其内涵和外延的意义,在确立了文艺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加强文艺制度的建设。因此,我们可从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这一角度来探讨文艺制度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从而确立文艺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艺制度是文艺及其文艺活动的必然产物,也是文艺的性质和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更是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文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一种表达机制。文艺制度伴随文艺的发生、生成而逐步形成,由无形到有形,由潜在到显在,由不自觉到自觉,尤其在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形态发展到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及其人类活动分工后,文艺制度就会随着社会制度的建立发展而初具形态,因而文艺制度在历时性发展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其内容、体制、建制、机制是有所不同的。在共时性发展的不同国家、民族及其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因文化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文艺制度构成内容。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因而,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制度的构成内容、要素是不同的,从而确定其制度的性质。同理,不同的所有制及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文艺制度的构成内容要素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因而文艺制度的性质也是不同的。但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所有制形式,就像需要社会制度一样也需要文艺制度。 文艺制度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就一般性而言,文艺制度的构成大体上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内容要素: 其一、文艺制度的体制、建制构成内容。文艺的制度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使文艺制度有一个体制、建制上的保障,就是必须建立从组织结构、行政机构到人员编制的行政建制形式,这与社会制度的建制对应相似。社会制度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国家行政机构和组织结构来表明由社会统治者所掌握的国家机器、上层建筑的组织构成形式、意识形态的机构设置等来使其制度具有一个承载和运行的载体及其表达方式。国家机器通过行政系统实施行政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铺开,形成一个国家机器网络和行政系统网络,使之成为社会制度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因此,加强制度化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国家机器及其行政机构的设置、设施、立法、执法的建设。文艺制度亦如此,文艺制度的建制体制上的构成内容就是通过国家统治手段,从中央到地方设置文艺行政管理机构,诸如国家机器中的文艺或文化管理部门及其相应配置的文艺管理的行政官员。这无论是从古到今,还是从中到外,在国家机器的体制和建制中都设置有文艺管理或文化管理的机构和部门,用以引导、指导、管理、协调文艺工作和文艺活动,起着为文艺立法、执法、监督、检查、评估、协调等作用。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及其不同社会形态的制度化要求,这些文艺体制、建制的内容和机构设置会有所不同,其表达方式、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功能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文艺管理模式化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必要的,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的。它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对文艺的要求,也体现了社会制度对文艺制度的要求。不过这种官方的国家体制和机构设置会因某些官僚化的体制和建制的弊端而对文艺产生负作用,如行政命令式的管理、粗暴干涉文艺的强制性方式、官僚主义的管理态度,这与某些制度上的弊端和管理人员素质有关。这正如刘玉珠、柳士法指出的:“当前,文化市场管理,各地方、各行业各自为政,政出多门,一方面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每个管理部门都难以行使全行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各部门往往局限于管理直属系统,有些部门对直属系统实行保护主义,造成行业垄断和系统办证、办照难,把大量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拒之门外,没有形成按照全社会和全行业规划和管理的体制”。[2]这从市场管理角度说明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深层次上揭示了现行体制、建制、机制及其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在矛盾。因而要保证制度建立和建设,就必须首先在体制、建制、机制、行政管理系统及其职能上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些问题和弊端的存在,但并不否定体制、建制及其管理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从体制上、建制上保证了文艺制度的形成和建设,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艺运转和发展的正常秩序,因而文艺制度、体制、建制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 其二、文艺制度构成中的群众性文艺组织形式要素。相对于体制化的国家机构而言,一些民间的自发或半自发组织起来的文艺群众团体、机构、组织则具有非体制化的性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就存在一些较为松散的文艺团体、流派和集团,构成一定范围内的文艺组织结构形式,并在其内部有着自己制定的文艺制度或文艺机制,并通过组织结构形式保障实施和传播。如魏晋时期的邺下文学集团、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桐城派等。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团体大量涌现,甚至以组织结构形式固定下来,如“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有自己的纲领、宣言、方针,甚至有宣传、传播的报刊、出版社、书店等传播工具,使文艺发展和文艺观念的转型有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在当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各种文艺社团、文艺协会、文艺流派,也以组织结构形式组合,形成文艺活动和文艺思潮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保障,尤其在组织结构范围内实行的文艺制度,或者说文艺规则,具有重大的保障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体制下,这种民间的群众的文艺组织结构形式和组织方式是不同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一些民间的群众的文艺组织结构形式会带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现行国家行政体制形式而构成一定的文艺社团层次,如作家协会,就设立了从中国作协到省作协,再到市作协,以及县作协的按行政机构序列而设置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级次。尽管现在作协的行政管理方式上有所改革,将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改变为业务联络的关系,但因其机构设置上的行政单位系统和行政序列划分,仍无法彻底摆脱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行政化痕迹明晰可见。从建制而言,虽将作协作为群众团体来对待,从而从国家公务员编制划入事业单位编制,但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而非体制外的运作,则也无法摆脱行政编制所带来的体制和建制上的种种问题。因而加强文艺制度的建设及其体制、建制和机制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纯粹的民间群众组织团体,如各种形式的文艺社团及其文艺研究学会,也直接或间接地按行政系统线性管理的模式,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形式,形成较松散、不严格的隶属关系,并多受制于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其活动内容、方式、形式,不仅有群众性、民间性的性质和特征,而且也带有国家政府指导下和制约下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征。因而,无论是纯粹的民间群众组织机构还是半官方、半民间的群众组织机构,都具有作为文艺制度的组织机构的属性和特征,从而构成文艺制度及其制度化的内容要素。 其三、文艺制度的文本化的规章制度构成内容要素。文艺方针、政策、法规是文艺制度最重要的表达机制和表现形式,就是以文本化、条文化、文字化的形式使规章制度确立,并稳定下来,并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的文艺管理和文艺运作机构组成上传下达的网络系统以贯彻实施,从而规范和规定文艺的活动行为,引导文艺发展方向,保证文艺的权力和地位,有效实施文艺的功能和价值。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的性质和地位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者一般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也就是主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制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社会对文艺的要求及其统治者对文艺的要求。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文艺方针、政策、法规的制定还必须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通过一些民主化渠道,诸如:国家文艺机构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专家群众听证等,如中国的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党代会、人代会等形式,通过一定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序,经群众代表的民主讨论、提案、公示、投票选举和批准来制定文艺方针和政策。这是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结合的结果及其制度化、法制化、民主化的结果,相比起传统社会中单以国家权力来制定文艺方针、政策、法规更进步。但其表达形式应该还是代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文艺制度,以规定全社会整体性的文艺路线和方向。 其次,文艺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者是由国家政府的文艺行政系统的管理渠道和民间群众文艺组织机构及其管理工作人员构成。这是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通过行政或半行政的方式进行,因而会有制度化的某种强制性和灌输性的特征,加之其内容有某种规范、制约、规定的因素,因而无法彻底排除在实施中的指令性贯彻的行为,但如果一旦过头容易造成实施中的失误。另外,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法规还可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宣传实施。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网络形式传播更快、更广、更大众化、更易接受,比之行政传达形式而言有其优势和特点。大众传播形式作为意识形态化的物质载体,虽带有大众化、民间性的某些特征,但因其组织结构形式应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是国家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新闻权、宣传权的表达形式之一。因此,其传播、传达的方式与国家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一样是带有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因素的。 再次,文艺方针、政策、法规在其贯彻实施中会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保证文艺方针政策贯彻的规定、措施,因而各级政府的文艺管理机构部门会进一步确立文艺方针的政策法规的具体内容和落实的具体方法,这既能保持和中央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又能根据本地实际和文艺实际突出其特殊性,形成地方性的一些文艺法规和规定。另外,为保证文艺方针、政策、法规贯彻实施的文艺规定、措施的制定还可以通过非官方的、群众性的文艺组织团体民主讨论制定,形成不同文艺类别的文艺行业内的行规、管理制度及其实施贯彻措施。 最后,文艺方针、文艺政策还可以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的形式和渠道使之成为文艺法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化其权力性、权威性、合法性,建立文艺管理和文艺运行的法制化和法治化的文艺制度,以法治国中自然就包含有以法治文的内容。因此,文艺方针、政策、规定通过立法的形式成为国家法规,形成以法治文的文艺制度。 其四,文艺制度构成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要素。文艺制度既表现为在文艺与社会及其社会制度的关系、文艺与意识形态及其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所建立的外部制度,体现出社会对文艺总体、综合要求和规定;又表现为在文艺内部之间各种关系、各种因素的调节、协调、统一的关系中所建立起的文艺内部制度,体现出文艺自身的规律对文艺性质、特征及其特殊性的要求和规定。将文艺制度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统一体来看待的话,其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中就存在着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的内容要素。就文艺传统来看,例如:经典的文艺作品所构成的文艺评价标准范式和文艺评价体系模式;文艺经验所构成的文艺模仿和师法的典范和模式:文艺风尚和习俗所构成的活动惯例和行为规范;文艺史的文艺作品等级制和发展模式构成的文艺传统;文艺在继承和发展中形成的文艺特殊性和普遍性;文艺在经验和传统中形成文艺原则和文艺规则等等,直接构成文艺制度的传统化的内容。就文化及其文艺惯例来看,文化风俗、文化习惯构成文化惯例,更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建构着文艺制度,并成为文艺制度,尤其是文艺内部制度的构成内容。总之,由传统和惯例所表现出来的文艺规律、文化规律以及社会规律会更内在、更深层地支撑着文艺制度的庞大体系,并通过传统和惯例的力量将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表达出来的文化内容与文艺活动及其规律表现出来的文艺内容有机融合,表达出文艺制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的统一性。因此,文艺制度必须依赖传统和惯例的力量推动其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影响文艺制度建立的重要因素及其原因,而且传统和惯例也作为文艺制度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成为文艺制度必要的构成部分。 那么,作为文艺制度及其制度化建设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首先它们以一种潜在的、隐形的或无形的传统惯性力量影响人们的观念、思维、意识,作为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存在;其次,它是以文艺经典、文化经典及其历史经典的文本化形式存在;再次,它是以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形式存在;最后,它是以文艺理论、文艺史理论、文艺研究等理论化和经验性总结以及文艺规律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传统和惯例组成的巨大的网络,还通过其他的潜移默化形式影响文艺制度,而且编织着隐形文艺制度的巨大的网络系统,以传统和惯例的形式无形地构成文艺规范、文艺规则、文艺原则、文艺习尚等文艺制度内容。 其五,文艺制度的子系统制度构成要素,环绕文艺建立起的社会化的文艺生产、传播、营销、检查、评价等制度化活动行为及其实施机构所形成的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在文艺制度下还建立起各种子系统制度。 首先必须建立文艺生产制度,以对文艺生产,尤其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背景下的文艺生产的流程、生产规模、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计划、生产技术以及市场预测等内容所需要的生产规则进行制度化建设。洪子诚曾提出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观点,他认为“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者和读者所实行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是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3]这就说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制度下生存状态的“一体化”倾向的必然性。这虽然揭示出这种“一体化”文学生产机制的一些弊端和对文学的负面作用,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文艺生产制度、体制、机制对文艺生产的重大影响。因而并非是文学需不需要建立生产制度、体制、机制的问题,而是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制度、体制、机制的问题。 其次,必须建立文艺检查制度,通过报刊社、影视制作厂、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程序及其审稿的形式来实施对作品的质量和水准的检查,以及对其市场化、商品化程度的检查,确立其作者创作之后的生产可能性及其社会接受的可能性。另外,文艺检查制度还表现为国家政府通过官方行政的手段实施的审查制度,如宣传、文化、新闻机关对文化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和对其工作及其文艺产品的审查,更多偏重在对思想内容的把关。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5]可见,审查和检查制度是文艺制度的重要构成内容。再次,必须建立文艺评价制度,主要通过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文艺评奖和文艺史等形式构成文艺评价制度。在评价制度下建立评价体制、建制、机制,设立评价标准、评价指标、评价体系、评价程序等等一系列的要素和内容。评价制度不仅对具体的个案,包括作品、作家的创作质量和水准及其价值进行评价,而且还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类型的文艺现象进行综合的总体的价值评价,使评价由个别推及一般,由具体到概括,由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批评不仅是一种对对象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而且也是一种文学制度和制度化建构的行为。评价行为和评价活动所遵循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评价方式、评价制度、评价立场、评价理论等要素无形中就构成了评价制度内容,也就构成了文艺制度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批评就是文艺制度的构成部分,是文艺制度的一种表达形式。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广义的文艺批评也包括社会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批评,尽管其文艺批评并非真正意义的文艺的批评或狭义的文艺批评,而是对文艺的政治批评、道德批评、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等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文艺的要求,从而分别从社会需要的不同角度或综合角度对文艺进行评价,体现文艺的社会评价制度的内容。但如果将文艺不作为文艺来看待,不是作为文艺的社会性、文艺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而是作为政治、道德、历史来看待,也会出现评价的失误。因此,文艺的社会评价制度的确立及其正确运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文艺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将文艺作为生产来看,其消费就会对生产发生巨大作用,从而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的协调、调节和统一必须通过市场来进行,也就是说文艺还有流通、传播、营销与市场化运作的过程和程序。因此必须建立文艺市场,形成生产与消费交流的空间和环境,文艺走向市场、文艺市场化、文艺产业化、文艺商品化虽在其过渡时期会带来阵痛和弊端,但其发展趋向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了文艺生产的性质、文艺产品的性质及其文艺消费的性质。尽管文艺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带有生产的二重性,正如学者们提到的:“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4]但就其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的性质而言,并相对于传统的文艺创作的方式而言,这就构成现代文艺生产的特殊性。因此,对文艺生产的特殊性的研究不仅是要论及它与一般生产方式的区别,而且还要研究它与传统文艺创作的区别。就其中的一个区别而言,就是现代文艺生产对文艺消费及其文艺市场的高度重视。尽管文艺市场是伴随着市场化,在中国而言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逐渐形成的,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但这只说明文艺市场还不完善,文艺市场制度还不完善。因此,近年来社会和学界不断呼吁文艺立法,尤其是文艺市场、文化市场的立法,因为“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培育、建设和管理,当然也必须以法律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我们应当把文化市场的立法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法规体系,把文化市场的培育与管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5]建立文艺市场的同时必须建立起文艺市场制度,加强文艺市场的制度化建设,文艺市场制度不仅是文艺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的保证,而且也是文艺市场依凭制度和法规来管理和协调市场交换行为的保证。文艺市场制度通过市场规则、规章、规定来保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的实现,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通过市场化途径促进文艺发展和繁荣。 最后是建立文艺的保护制度。文艺的保护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文艺生态失衡、文艺资源破坏、文艺商品化、市场化而带来对文艺的损伤和冲击,文艺边缘化问题显得异常突出。事实上,从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历史来看,文艺的保护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对文艺遗产、文艺传统的继承、发扬和保护问题,而且也是推出文艺精品、经典以明确文艺发展方向的问题。但过去的文艺保护,是依赖权力、金钱、势力、权威加以保护,其中也包括文艺依赖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的自我保护,如艺术家的收藏品、宫廷收藏品、宗教教堂和庙宇的收藏品,以及散落民间的收藏品,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现代社会提倡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保护文艺,也就是说必须以立法、法制的形式建立文艺制度中的文艺保护制度,通过国家权力、社会力量、学术权威、文艺活动等各种形式保护文艺。文艺保护的范围一是对古代文艺遗产、文艺传统实施保护;二是对民族文艺、民间文艺、区域文艺实施保护;三是对文艺经典、文艺精品实施保护;四是对新兴的具有发展前景的暂处弱势地位的文艺实施保护;五是对文艺家的权力,包括著作权进行保护等。近来展开对“红色经典”的任意主观改编展开讨论;对拯救文化遗产的大声呼吁;对偏离历史的历史剧制作的“戏说”争鸣对文艺的游戏态度和“玩文学”的自嘲展开的争论;文艺商品化、市场化的争鸣等等一系列文艺争鸣和讨论,都说明文艺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建立文艺保护制度的重要性。钱中文指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者,不仅仅视自己的作品为商品,而且还把它当作影响社会的精神力量,而他们自己总是具有宽容的胸怀,一种企图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感。这种文学艺术精品就难以用商品的特性进行规范,就不好把它视为单纯的商品了,而且为了创造这类作品,有关方面还应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以必要资助。”[6]国家通过立法和政策倾斜,为一些精品、经典及其主旋律作品给予支持和资助,也给一些公益性的文艺设施,如美术馆、音乐厅、广场雕塑、园林艺术、博物馆等以支持资助,更花费人才、财力、物力来保护文艺遗产和保证民族文艺、民间文艺的继承发展,并在制度上、政策上保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文艺的生产和市场等等,都充分说明文艺制度对保护文艺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文艺保护制度建立的重要性。国家及各级政府还设立了文物保护机关、机构及其馆所;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及其文化生态保护带;并积极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及其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都充分说明国家政府以主动积极态度进行文化、文艺保护的工作,并在制度上、政策上、法制上给予保障,从而使文艺制度及其文艺保护制度得以建立并取得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文艺制度的子系统制度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完善和健全了文艺制度,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文艺制度的子系统内容也会不断发展,还会增加一些新的子系统制度及其内容,这就需要特别强调立法者或文艺制度的实施者、建设者们关注文艺的内涵发展,也就是说要十分注重制度建设中人的积极主动作用,正确处理好人与制度的关系,强化制度的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 当然,将以上文艺制度的各子系统制度作为整体来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有紧密关联以及交叉性,同时又是处于文艺制度这一大系统中。正如邵燕君指出的:“‘文学生产机制’指的是文学生产各部分、各环节的内在工作方式和相互关系。我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分为以下几个环节:文学的生产机构,主要有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文学的评价机构,主要是评奖机构和批评研究机构;文学的生产者及其组织、团体,即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及所属的文联、作协等‘官方组织’和各种身份的文学写作者及各种显见或隐见的‘派别’、‘圈子’”。[7]显然,文艺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和环节也是如此,甚至更多一些,文艺发展机制也是保证文艺制度实施和文艺制度内部各环节协调的运行动力,同时文艺发展机制也需要文艺制度加以保障和规定。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刘玉荣,柳士德.文化市场学——中国当代文化市场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杨运泰.文化市场的培育与管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6]钱中书.序[A].作为商品的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中西社会形态发生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民间文艺制度是相对于官方及其文人文艺制度而言的隐性、无形、潜在的民间约定俗成的文艺制度形式,它的构成主要有: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原始崇拜和礼仪仪式中保留、传承和发展下来的原始文艺制度形式;依附于民间风俗惯例和文化传统的习惯法、自然法而建构起来的文艺制度形式;民间文艺在传承、传播和发展中建构起自身保护和保障的文艺制度形式。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构成民间文艺制度整体,成为社会文艺制度必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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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一

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探究、推演社会制度形态的发生、演化,那么中西历史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样本。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模式及演化路径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以两行论为分析视角,我们尝试进行社会体制发生与演化的抽象模型的构建,并基于此对历史与现实做出解释。

  关 键 词:民间文艺制度;构成;建构;民俗惯例;约定俗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历来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皇权统治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地区多元行政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形成了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而且也成为新型行政管理制度转换的起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的相互联系与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法制的建设。  一、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  截至新中国成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立体画卷。人类由低向高纵向演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被中国少数民族在同一时空中以横向展开,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这种历史景观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发展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性在行政制度上的同一时空中的横向展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皇权统治条件下,统治阶级以基本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即在我国以郡县制框架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直接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与此同时,皇权统治又受到时空地域的制约,对于尚不能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渐进过渡的方式来实行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即以我国诸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来实现对少数民族间接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这样就构成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封建中央王朝或通过郡县制或通过羁縻制将封建行政管理要素注入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民族基层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分别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这样就又构成了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下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之而呈现的多元统治制度特征也是多方面的:  1、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地理环境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数民族,由于山高林密、水激堑深,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这不仅造成了山地民族游猎游耕、刀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的交换分配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等具有独特的山林特点。一方面这些民族社会组织还保留着浓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缘为纽带的村社组织兴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的趋势。而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局部自然地理环境又有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周边经济、政治、民族等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各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又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云南山地民族中,傈僳族社会实行的是称为“坑”的父系大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怒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等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佤族则是家庭、家族、村寨和部落不同等级社会结构并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子行政管理模式。双系并存的拉祜族社会组织形式,采用的是一种“卡些卡列”行政管理模式。景颇族社会中存在的“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昌族的三级行政,瑶族的“瑶目”制度等都反映了这些民族行政制度的多样性。  居住于广阔草原的民族,不仅创造了游牧生产方式,而且创始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蒙古人的万户、千户、百户制度,满蒙民族的八旗和八旗制度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大、小凉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彝族社会一直保留着奴隶制“家支制度”。傣族的领主制,哈尼、彝、白、纳西等民族的土司制,西北诸族政教合一的传统管理模式等,都可以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找到它们存在的客观依据。  2、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经济因素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由于基于不同的生产力基础,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经济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经济目的。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中国诸少数民族,由于个体尚未获得独立于自然界的能力,只能使个人的一切行为与群体紧密地联系一起。这种群体联系便在民族、部落(如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大家庭制度、家族公社制度)等形式下,把社会政治、行政管理、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各种内容集中于同一组织内。在私有制条件下,当个人劳动力的生产能够超出他维持生命的费用而有显著剩余时,群体组织之间以掠夺来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情况也就随之发生,各自都通过对其他群体生产力的掠夺与否来获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样,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行政关系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佤族的王子行政、景颇族的山官制度、藏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彝族的奴隶制度、傣族的领主制以及盛行于诸多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制度的不体现了这一点。而当民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组织形式,其经济生产变成有组织的阶级剥削活动,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便成为实现这一活动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导致了其传统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样性。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经济多种形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总背景中并存;采集、渔猎、畜牧,以及包含着刀耕火种、锄耕、犁耕等内容的农业、手工业和部分民族地区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等多种生产技术手段并存;简单价值形态下的偶然的互惠互易,一般价值形态下的扩大了的物物交换,一般货币交换以及在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多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并存。  3、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文化因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有着在此基干之上的经济要素的烙印,而且也有着相应的思想文化烙印。在一些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与剥削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行政关系产生巨大的矛盾,当这些民族遭受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来打破这种秩序,包括行政秩序。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迫使统治阶级取消或放松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当力量悬殊,反抗失败时,他们又会采取退避迁徙来保障其“自由”。在宗教观念浓厚的民族中,宗教不仅是他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而且也会将宗教变为他们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宗教组织、宗教管理、宗教活动与行政行为融为一体。在等级观念浓厚的奴隶制、领主制民族社会中,等级压迫、等级管理、等级剥削被认为天经地义,从而为等级的行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要素对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还在于基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制度认同。一种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心理认同后的选择。正是这种心理认同的选择,使这种制度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与拥护,从而会自觉地接受制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更是如此。同时,正是基于这种公众的制度认同基础,使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能够千百年沿袭下来。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异,但是植根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却会持久保留着。某些内容会演变为一种民俗,成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调查时,往往会发现,虽然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然而在民族社会中,传统的民族行政管理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当地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虽然也找当地政府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原有的村社头人或长老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才确定了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当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后,任用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充当各级行政领导,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上层的个人影响所致,而且更由于民族公众制度认同的文化要素所致,因为传统文化造就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既包括人们对其组织形式的认同,也包括对其领导人物的认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造成这一结果有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诸要素。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社会的要素不断注入少数民族社会肌体,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少数民族传统多元结构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已为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所代替。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及其走向预测  1、体制转换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在各少数民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建立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确立时,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必然只能成为过去,而不允许再有将来。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不会再允许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来成为自己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规定了各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行政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一切行政官员和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而,各族人民也不会允许千百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传统行政机构继续压迫和奴役他们。然而,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不同,因而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既有共性但又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所处的历史起点较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因素还浓厚地存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作为新制度的一些外在形式,在许多民族看来似乎与他们的传统体制、观念、道德有所相似,可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振和认同感,从而使新旧两种制度的交替显得较为平衡与和谐,较易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原始共产主义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认同与理解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层次上。当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使特定阶段生产力的具体要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应该发挥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体现其本质的内在优越性。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是其传统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开始,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包括新的行政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在这些民族内部扎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传统制度模

一、社会制度的形成及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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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是社会构成的基因

  制度的起源和缘起既是人类社会性和群体性活动和行为的需要,任何个体在面临孤独无助和自然界的威胁时都会本能的产生这种社会和群体归属感的需要;又是为了有效调节人类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矛盾从而构成和谐整体的需要,是保障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活动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丙中认为:制度和法律出自德范。一种制度包含一种意识(思想、观念、教义、欲念)和一个结构。其结构是一个框架、一件容器,或者说,可能只是被置于某种局面中按指定方式进行合作的一定数量的职员。结构容纳意识,并提供媒介把意识导入事件和行为的世界,为社会中的人的利益服务。制度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是制定的。如果制度在德范中初具雏形,产生德范的本能性努力使它们渐趋成熟,那么,这些制度就是生成的。经过长期的表现,本能性的努力变得明确、固定。所有权,婚姻和宗教是最基本的制度。它们发轫于民俗。它们是风俗。只是因为加入了某种关于福利的哲学思想,它们才发展成了德范。它们从而在规则、预设的行动和使用的设施等方面变得更加明确和固定。这产生出一个结构,制度也终于完备起来。[1] (P193-194)可见,制度是起源于约定俗成的民俗惯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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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以组织形态进入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之所以形成在于制度,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存在的基本前提——基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专门的机制来操作而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划分使社会组织自然呈现两行结构——管理机制与被管理的组织[1]。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其之所以成立在于规则及其强制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组织形成都是被约束、管理的结果。一切社会组织形态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来自全局的、上行的或整体的约束、管理,即个体必须让渡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权力以保全整体的存续。这体现为不同形式的规则、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的机制则必然是全局覆盖的全局机制,具体而言社会管理的实现必须依靠例如军事、法律、行政、金融、市场等全局机制加以实施,否则,社会管理将不能实现,社会整体也将不能成立。

  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后,社会规范通过制度形式呈现。人类社会制度是一个立体多面的整体结构,也是一个多层面、多方面、多渠道的社会总体规范,以此将每一个体召唤为群体,从而形成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制度结构构成要素之一的文艺制度也是一个整体,不仅具有作为社会统治意识形态下主流、正统、正宗的官方文艺制度,而且具有作为社会下层的边缘、隐性、非正统正宗的民间文艺制度。这不仅能从文艺构成形态大体上可划分为文人文艺,包括官方文艺和民间文艺两大形态就不难推测出保障和规范这两种文艺形态传承和发展的文艺制度及其文艺机制的存在;而且从制度本身着眼,其构成的多面性和统一性也符合逻辑地说明文艺制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作为文艺基本形态的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发展,除遵循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受制于一般文艺制度之外,还必须遵循民间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和受制于民间文艺制度的特殊性。同时,民间文艺制度也会以对立、制衡、调节、补充的形式与文人文艺制度及其官方文艺制度构成相互关系,从而潜在的、隐匿的、无形的影响文艺制度的整体建设和发展。由此可见,民间文艺制度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的,也是具有重要的功用和意义的。但长期以来,正如重视文人文艺而忽略民间文艺一样,人们只注意到文艺制度构成的文人化、官方化、主流意识形态化的一面,而忽略了文艺制度构成的民间约定俗成化、习俗惯例化、潜移默化的一面,由此使民间文艺制度被盲视和忽视,一些民间文艺制度已逐渐走向解体或消亡,从而导致其保障下的一些民间文艺形式走向解体或消亡。从发展和保护民间文艺角度而言,发掘和保护民间文艺制度更为重要。民间文艺制度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发展民间文艺,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建构和完善作为社会整体的文艺制度,保障和保护文艺的健康顺利发展。如果民间文艺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遭到破坏、削弱,那么不仅民间文艺得不到保护和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到文艺的整体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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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生成可以是预设性质的,即由先贤、圣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文化积淀、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设计制度体系,这是一种人类自身对社会组织及其运行的认识与反思的表现,是对人类历史的总结与升华。另外,在社会制度垂宪下的个体自由空间是自演化、自组织空间,在硬性制度划定的自由空间内,通过个体依本性的自由行动会形成自演化、自组织秩序。这是社会秩序、制度生成的两个原因。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微观的秩序自然生成,就是孔子所言的“承天之道”与“治人之情”及荀子所言的“礼由俗起”与“礼待圣人做”这样上下两行的两个层面的运行,两者既对峙又相容,圣人做礼的主要目的是校正微观之俗,但也需尊重之、顺应之。

  在社会制度的构成中,文艺制度形式相对于其他的制度构成形式,诸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而言,具有相对的隐性、无形、边缘的特征和特性;而就文艺制度而论,民间文艺制度相对于主流的、官方的、正统的文艺制度而言,则更具隐性、无形、边缘化的特征和特性。因而,探讨民间文艺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同时也是具有一定民间文艺制度表现的特殊性的。不可否认,从古到今的民间文艺都在不断传承和发展,尽管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大工业生产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冲击,民间文艺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形式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但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般,民间文艺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暗示出它还保存着其发展的文化机制和制度,民间文艺的机制和制度是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

如果我们从这样两个层面来考虑社会制度的生成,理论上就会出现两个极端以及其中间形态。两个极端就是:其一,社会制度主要由上行进行设计,而微观层面几乎没有自由;其二,上行的主动设计因素几乎不存在,在最宽泛的上行约束下,秩序主要由下行微观主体的自演化形成。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偏重程度的问题。显然,极端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现实的状态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一个点上。

  一、从原始文艺制度的传承中发展而来的民间文艺制度构件

偏重上行设计的社会制度,其生成背景一定是文化早熟或超越,如此,方可于宏观角度、于超越自然秩序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组织进行全局性的、基于认定原则(道德原则)的、甚至具有前瞻性的规范。这要求上行结构要足够强大,至少具有对整个社会的规范力,而且,作为上行结构的重要组成,其意识形态首先要成熟完善。偏重下行自演化的社会制度形成一定是一个偏丛林模型,在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之际,如果没有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原则约束,从微观层面自生成的秩序一定是一个承袭原始制度、依据实力原则的成王败寇的社会模式。

  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以破坏和牺牲原始社会野蛮文化作为代价,而由新的文明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文化所替代;另一方面则是在保存和继承原始社会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文明社会,因而在文明社会的构成中还遗留着原始社会的痕迹。中国古代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都会呈现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农耕社会方式基础建立起的氏族宗法制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由原始社会图腾制所表现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的文化传统和原始文艺形态,并没有在进入文明社会后断裂;相反,在夏商周奴隶社会以及春秋战国之后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以宗法制传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诸如周代的礼乐制度,其礼制是以等级制的内涵及其进行法制内容维系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祖宗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的意识,从而形成礼制的制度形式。其乐制也是以调节和理顺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家族、氏族及其社会各阶层关系从而维系族群的统一、稳定、安宁而保留了原始文艺的祖宗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的意识,从而形成乐制的文艺制度形式。这些原始社会文化的传承及其遗留在文明社会的痕迹,一方面是通过制度转换的形式和机制,将原始社会文化转换为文明社会文化,从而使其融入文明社会的制度文化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文化传统和习俗惯例潜移默化地、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因而原始文艺制度的痕迹可从四个渠道隐约见出:一是从文明社会的文艺制度中呈现其保留的痕迹,周代礼乐制度就可略见一斑;二是从民间文艺传承和发展的机制和制度形式中呈现其保留的痕迹,如民歌传承发展至今的原始形态和原生态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可见民间文艺制度还保存着推动民间文艺有效运行和发展的原始文艺机制和制度;三是从现代社会遗存的活化石,一些处于边缘、边远地域,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还保存着原生态文艺中可窥见原始文艺制度的踪影;四是从文献典籍的记载中不仅可发掘原始文化记忆和民族历史记忆,而且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渗透在社会意识和人们的精神文化中,成为文艺运行和发展的潜在和隐性的推动力量。因此,原始文艺制度通过种种渠道传承和保留,其中最为主要的渠道就是民间文艺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发展中还带有许多原始文艺的痕迹,诸如民间歌谣的原发性、朴实性、简单性、口语化、生活化等特征与原始歌谣相近;再如民间歌舞的节奏、韵律、拍手、踏脚以及简单朴素的舞蹈动作元素构成,都与原始歌舞相似,更不用说带着面具的傩舞、傩戏,甚至戏剧的脸谱,应与原始社会的图腾、文面、文身具有紧密关系。这些原始文艺要素被保留在民间文艺中,就说明有一个将原始文艺保留于民间文艺的机制和制度存在。

(二)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政府机制及两种社会模式

  (一)摹仿机制和制度推动民间文艺发展。艺术起源的摹仿说也好,还是巫术说也好;游戏说也好,还是原始宗教说也好,其实都离不开摹仿,摹仿不仅是人的本能,而且也是人的自内而外的需要和自觉行为;不仅是人类个体学习和成长的机制,而且也是人类群体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必要途径。原始文艺的发生既是摹仿自然、摹仿劳动、摹仿生活、摹仿人的结果,又是人通过想象、虚构、创造摹仿神、摹仿心灵、摹仿理想的结果。因而,民间传说故事的传承和传播,是通过摹仿代代相传;民间歌舞的传承和传播,也是通过摹仿世代相袭。更为主要的是,摹仿也成为民间文艺创作、制作和生产机制,其生活化、对象化、简朴化、感性化的等特征正是摹仿的必然结果。

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相应的设施、机制,这是促成政府机制形成的基本动因。作为社会管理的集成平台的政府机制是一必要的客观存在,对这一客观机制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运用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合作型与控制型。将社会视为统一的共命运体,社会管理机制是公共理性的凝聚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形成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当社会分割为控制主体与控制对象两个范畴、社会管理成为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压迫被控制者而服务于控制者私利,如此分裂且截然对立的社会与前者相反而成为阶级社会,是控制型的社会模式。偏上行设计的制度形成,必然加入人类对历史与道德的反思而多延伸为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偏下行自然演化的制度形成,一般会依原始状态的丛林原则而导致控制型的社会模式。

  (二)娱乐的机制和制度推动民间文艺发展。原始文艺的发生最初是与人的存在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类生存、存在的困境迫使人类以巫术、祭祀、原始宗教信仰等方式表达对自然、神灵、祖宗的崇拜和敬仰,由此产生文艺以娱神、敬神、祈神。这固然有着十分严肃、庄重和神圣的态度和内容,但其娱乐的形式,自然就会带有愉悦的内容。由娱神从而使神灵愉悦自然也会使人与神沟通而使人的心灵平安、安宁、和谐,从而也使人愉悦。因此娱神最终达到娱人的效果,同时也达到娱己的效果。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愉悦过程,正是民间文艺的突出特征,从而也说明在民间文艺制度中保留了原始文艺的娱乐机制和制度。

虽然皆以政府机制为社会管理主要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和结果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控制型的社会模式是少数集团通过社会控制以实现制度化地谋取超额私利,合作性的社会模式的一般偏重于以公共理性制定制度、实现秩序以服务公共利益、确保整体的存续。

  (三)休闲的机制和制度推动民间文艺发展。庄子曾描绘过原始社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其间也透露出原始人类自由、闲适、无拘无束的纯朴自然天性。故至德之世,其行慎慎,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诗子马蹄》)这也像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乌托邦社会。原始人类尽管面临生存困境和大自然威胁,但在劳作之余的休闲、休养生息是必要的生理、心理以及精神上的调节。因而,休闲也就会形成一种习性和制度,是对劳动制度的补充和调节。原始文艺的发生不仅是在劳动及其人类生活活动中发生,而且也是在人类的休闲活动中发生。这不仅是因为文艺除具有劳动化、生活化的摹仿特征外,而且还具有非劳动化、非生活化的摹仿的特征。尤其是当文艺与物质生产分离而独立出来之后,文艺的活动和创作就更具有休闲的特征和意义,也就是说是劳动和其他活动后的剩余时间、剩余精力、剩余活动的产物。因而,人们才会通过休闲时间进行文艺的活动,以此调节劳动和活动节律,缓解劳动紧张心理和情绪,减轻疲劳,恢复体力和精力。民间文艺活动也正是在空闲时间开展,歌圩、歌节、歌会、歌堂也正是利用农闲时间而采取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是劳动和活动节律的调节,也是休闲生活的一种文艺状态。

二、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四)交流的机制和制度促使民间文艺发展。原始文艺的群体性固然是由于巫术、祭祀、原始宗教等公共活动、群体活动造成的结果;当然也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处于劣势从而促使人聚合为群体的结果。因而原始文艺活动往往是群体活动。通过文艺促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交流沟通,从而产生向心力、凝聚力、统一性,组合成人类群体和人类社会。民间文艺之所以在民间传承和传播,其原因就在于民间不像城镇为人口密集地。民间一般指称乡间,农村人口分散、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又使一家一户相对独立,因而需要有交流沟通机制,使其相对集中统一,使其凝聚为群体。因而民间文艺因交流机制和制度而带有群体性,民间舞蹈大多为群舞、广场舞;民歌多有对歌,赛歌、合歌等形式;民间传说故事虽多为个体之间的口耳相传,但也是群体创作、群体传播的结果。因而,民间文艺是依赖于公共群体空间,依赖于交流机制和制度而发展和传播。

上述两种社会模式的形成基于最初的、作为物质基础的生存、生产模式——经济模式,农耕文明与狩猎文明成为两者的直接形成原因,根本地塑造了东西方社会形态。西方社会的演化历程就给我们提供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模板。

(一)狩猎模式的结构构成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基本机理

与农耕模式相对应、作为人类社会早期演化所形成了两种模式之一的狩猎模式是以狩猎行为为基本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模式,其本质是一个控制问题,以控制方(狩猎者)的绝对支配权与被控制方(狩猎对象)的自由剥夺所形成的对应态势与结构为基本特征,其谋求的是由控制手段与工具(狩猎工具)所实现的、由控制范围和控制程度所体现的控制效率。狩猎模式的机理与程序所体现的狩猎模式思维定式的体系形成了狩猎模式哲学,这一哲学是对狩猎模式的历史总结、归纳与升华,使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的三元结构固化成为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成为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狩猎模式之程序在人类社会中运行的自然结果必然导致私有制

狩猎行为原本是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其本质是一个对既有食物的获取的过程。同时,狩猎者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动物世界的另一个基本行为——领地行为,我们解读为动物世界的确权行为。在人类社会中,依丛林法则而无道德约束地对既有财富与权力的获取与确权必然导致私有制。这是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之后,胜利者保护胜利果实的根本努力,而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向少数家族、集团或阶层的集中和垄断,局限于少数家族、集团、阶层的特权结构是其必然结果。

作为西方的根本制度,私有制成为决定一切其他社会制度的基础。因为,财富的确权必然导致了权力的确权,反之,权力也可成为获得而财富的前提与保障。总之,西方的极端私有制背景下,一切社会机制、社会权力皆可并皆须确权、私有,西方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也的确表现为所有的社会机制、政府机制、全局机制都实现不同形式的私有进而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可见,私有制的本质体现在于公权力的私有。

私有制的进一步具体化、细化就是家族世袭制,否者私有制之“私”如何长久维持?如何千秋万代?西方式私有制不仅财富所有是家族式的,作为上行结构的君权、神权、金权都是家族世袭的,这是对权力和利益垄断的基本形式。从某种角度考察,可以说西方社会始终施行的是种姓制度,其贵族之贵即在于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和家族世袭。更可笑的是为了不使利益、权力外泄,欧洲的王室婚姻只能局限于几大王室家族范围之内,由于范围狭小、血缘越来越近而形成了严重的遗传病。

综上所述,西方式的私有制绝对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绝非其主旨,其真实含义反倒截然相反——恰恰是要制度化地侵犯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而集中于控制者手中。不仅如此,其本质含义的关键在于天下万物——包括政府机制等公权力、公共产品——皆可、皆须被其私有,这是一种少数控制者拥有一切的“绝对私有制”。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与中国“天下为公”这一核心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原则——“天下为私”。

(三)绝对私有制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必然是阶级划分

以狩猎模式的分析框架审视,狩猎对象在人类社会被背景下意味着待获取的财富,而狩猎者地位则意味着绝对的权力及能力,只有成为狩猎者方有权力掌握运用狩猎工具,反之,掌控了狩猎工具者必然是狩猎者。显然,狩猎者是主宰。因此,狩猎模式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必然形成并固化了的社会割裂——阶级划分。唯有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狩猎者方为狩猎者、控制者方为控制者,方可获得制度化的超利益与超权力。显然,狩猎者与狩猎对象的划分在逻辑上体现为控制者与被控制对象的划分,而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就是阶级的划分。三者关系是本质同构的,或者是对一种社会关系的不同角度的三种描述方式。

此种背景下政府机制本质上就成为了具有狩猎工具色彩的控制程序,其实质意义是体系化、制度化的控制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体系化、制度化的获取过程、盘剥过程、输血过程。

(四)、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与控制程度

控制蕴含的本质意义是控制者的绝对支配权和被控制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即意味着控制者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被控制者的绝对不自由。作为狩猎模式的人类社会体现的私有制的典型表现是阶级压迫。人们依社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等,其实这些形态各异的社会制度皆为控制模式的具体表现,皆体现着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控制的程度是一个表象层面的问题或形式化层面的问题。

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词汇并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奴隶制在于说明劳动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封建制在于说明权力的形成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则是着意于生产方式说明。或者说,与奴隶制对应的制度应该是自由劳动者制度或雇佣劳动制度,与封建制对应的应该是郡县制或官僚制,与资本主义对应的应该是人本主义或理本主义,可见这些概念描述的角度、重点、逻辑层面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控制,所不同的是控制者、控制手段与方式以及控制程度方面的改变。控制的目的即在于从被控制者范畴获得超权力和超利益,简而言之就是掠夺,而制度化、体制化的掠夺就是典型的控制体制——奴隶制。依其控制本质,我们皆可命名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不同形态的奴隶制,例如,城邦奴隶制、封建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金权奴隶制等。

伴随历史演化进程、历经长期的自我强化,控制模式已经成为西方的社会运行程序,已经成为西方作为作为行动主体与外部世界接与对待的行为程序,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基因层面的思维定式。而且对这一控制实质西方自我赋予了巨大的宗教意义——代上帝管理人间。西方的宗教模式同样是三个结构构成:上帝、牧羊人、羊群,这一结构是与控制模式同构的、高度同一的,对西方控制式社会模式的运行、扩张提供了宗教的支撑。简而言之,西方的宗教也是控制模式性质的。[2]

(五)核心特征——结构性不稳定、不和谐

控制结构使本应平等处于同一阶面、平台的社会成员,划分为上下两层的控制范畴和被控制范畴。唯有僭越方能实现控制,因此,控制结构必然是僭越结构。控制型社会的内在弊端在于基于僭越所形成的结构性的错位和缺失,两行论视域下则具体表现在上下行的倒置。即本应该作为子系统的下行结构构成僭越于整体之上或上行结构的层面而控制全局,会造成总体上的上下结构颠倒而形成结构式的不平衡、不稳定。

从上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和谐性表现在其作为上行系统本能的、本质性的不称职、不适称。具体体现为:首先,不够强大。以维护私利为目标的强制性社会动员效果不佳或者而成本过高。其次,不能统一,因为最大化的私利是相互冲突的,不能整合化一。狩猎者范畴或者控制者范畴内部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只能通过实力对比或者暴力解决。第三,狩猎模式背景下,丛林原则为基本原则,狩猎者地位是依实力而获得的,如此意味着一切子系统都具备僭越的可能,僭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实力,这必然导致具备实力与丧失实力者于狩猎主体地位上的交替成为常态,即上行结构的更换、便换成为常态。

从下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体制的不和谐性与不稳定性表现在其对道德原则的悖逆而引发的持续冲突。道理很浅显,控制行为违背人性、侵犯人权,会遭遇本能的、因而是持续的抵制、反抗,这种冲突始终存在,随时激化。如主席所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总而言之,子系统僭越而形成的控制体制面临多重结构性固有矛盾,会因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激化进而引发系统震荡、颠覆,需要额外成本加以缓解、抵消或压制以保证秩序和社会运行[3](经济循环)。这一额外的的成本就是以暴力强制推行既有制度、秩序。因此,暴力或战争成为常态,是结构的不稳定、不和谐所集聚能量的释放。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都会加剧矛盾而引起系统颠覆。

(六)以控制型社会模式对西方世界历史演化的解释

作为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代表,西方社会的上行结构所呈现三权鼎立的分散态势充分说明了控制模式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不间断的战争状态是这种不稳定性的直接外在表现。当这一不稳定结构面临类似地理大发现这样能带来的天量财富作的巨大外部冲击,则必然加剧其不稳定性而呈现出剧烈的动荡而触发结构的颠覆与重建。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西方世界的宗教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式多线的争霸战争、殖民扩张等在十六世纪如爆炸一般同时展开。地理大发现给予西方的不仅仅是天量的财富,还向其展示了作为全人类统治者的可能,这一巨大的利益和权力欲望所造成的冲击、震荡持续了四百年多年,且愈演愈烈,裹挟这整个世界皆进入到西方的秩序构建中,然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只有一个:战争,因此,直接的表现是从无间断的战争规模呈加速度扩大的态势,直到激化为世界大战。

牺牲了亿万生命、毁灭了无数财富的世界大战也仅只是释放了矛盾、冲突所积累的能量,而西方世界的矛盾本身并未解决,却以其他方式进行了转移并在新的层面重新展开,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化为苏美两大超级大国及其阵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时是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相重叠的,即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三、合作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以农耕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国文明是合作型社会模式的标准样本,如果西方社会的绝对私有制是一个极端,那么中国的农耕文明就是另一个极端,两者截然相反。

(一)基础经济模式——农耕模式

从狩猎、游牧到农业的飞跃是一次本质性的生产方式变革,人为的、集约化的植物集中生长繁殖模式其效率大大高于游牧模式所依存的动物的自然繁殖的效率,生产力的巨幅提高同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对既有财富的获取模式截然相反,农业生产本质上是“生产——收获”模式,是在既有条件下的财富创造过程,这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微观层面——生活方式以及宏观层面——社会形态的重塑、重构,决定了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模式的本质特征。

1、农耕文明是巨大的系统工程

农业生产方式内容复杂艰深,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的内容及流程、作物的种类划分、农具以及农业设施管理、水利的兴修、农业知识以及天象节气等知识积累与传授等等,尤其是中国式的、上升到农耕文明程度的农业生产方式,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的知识对其进行指导,需要系统化的组织体系对其进行管理规制。因此,农耕文明必然是一个合作模式、全局模式、整体模式,因此是共同体模式,绝非碎片式的所谓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所能够支撑。

2、农耕模式具有稳定化特征

作为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其正常运行本身就具有稳定性特征。并且,农耕模式以土地为基本前提,与气候、水文、地理等条件息息相关,守土耕作、创造财富。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农业的生产效率更加强化了作为复杂系统的农耕模式的固定性、稳定性特征,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则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一点与游牧模式的迁移特征截然相反。

3、井田制:中国农耕模式的配套土地制度

如果农耕模式作为系统工程其必然具有整体性、合作性的特征,那么与其配套的土地制度也必然是整体性的,具体而言就是公有或国有性质的。那么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土地制度就是颁田制,而颁田制也必然意味着均田制。其基本含义是“土地公有,均而耕之”。井田制作为中国最原初的土地制度是这一土地制度的典型代表,其内涵不仅具有简洁实用、清晰高效的特点,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按照九宫八卦形式所形成的八户一井难道不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嘛,既是生产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基本单元,还可以是相应的军事组织构成。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多有演化,都不过是在均田制或者说今天只的变种,而均田的本质特征不变。因此中国的王朝更迭从土地制度演化角度考察就表现为“均田——兼并”的循环,强大的王朝都以始于均田而亡于兼并。土地公有成为中国文化核心原则下的基本制度,而王朝孱弱下所容忍的私有化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动。

4、营卫结构

比照人体的营卫结构来考察两种社会模式,则其差异是十分本质而明显的。狩猎模式的营内过程同时就是卫外的过程,产生过程本身就具有卫外功能,其具有营卫一体的属性,无需另行设立卫外机制。农耕模式则仅只是创造财富的营内过程,其本身并不直接具备卫外的功能,必须另行建立卫外机制以保护劳动果实。卫外机制的建立使农耕文明呈现明显的营卫结构。

(二)合作型社会模式结构的特征——社会结构稳定

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体制也必然被其深刻塑造,中国的礼乐文明形态为其典型代表,不无论其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高度体现着农耕模式所决定的整体性、合作性等基本特征。

1、天下合作

农耕模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被广泛、深入地连接成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的成立、运行需要所有系统成员的协调、合作。合作既是作为农耕模式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不得不然的前提,又被中国先贤赋予了道德意义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这种心系天下的整体性情怀渗透于中国各阶层的理念中,农耕模式是一个合作模式,而合作精神洋溢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

2、天人合一

对土地的依赖所产生的敬畏扩展成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之间非但不是对峙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合而为一的更大共同体的组成。作为广义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不仅顺应自然,更需“法自然”进而建立符合自然规律、人文规律的和谐结构,这使得中国文化天然就具有“生态”基因。

3、天下为礼(理)

我们可以把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概念的“礼”粗略地理解为秩序、制度,那么效法人体的结构与运行而贯彻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差等有序的秩序原则,也是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体制——礼乐文明这一复杂巨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我们还可以把“礼”理解为“理”,或者理解为依理性为构建的秩序,那么这个最大的理性就是整体性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切制度机制、文化原则的主旨所在。

4、天下和谐

中国文化不仅注重“礼”,且以“乐”和之,“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乐”为严肃的制度增加了温情和美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性追求。《礼记.礼运》篇中记载孔子曾运用耕作的流程来比喻社会制度建设中的诸多环节的意义:“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可见“乐”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意味着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的实现。由农耕模式到礼乐文明,中国已经把基于农耕模式社会形态做到了极致。着眼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评价,我们认为以秩序与和谐为主旨的礼乐文明是农耕模式基础上能够设想的最好的社会形态、最优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4、天下为公

分工协作所激发的整体性情怀必然会延伸出一个基本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显然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截然相反。这一原则的具体社会运行就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以公有或国有为主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率土之滨,莫非王土”[4]“里田不鬻”[5]“均田、颁田”“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都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5、天下大同

在复杂巨系统式的分工协作的社会形态中,自然形成了差等有序、各处其位的社会结构。对这一社会结构加以道德规范就形成了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想社会模式:大同社会。《礼记.礼运》篇中有对大同思想的系统论述,其主要内容体现了对“矜寡孤独废疾者”实施底线保障的生存原则,“老吾老,幼吾幼”的道德原则,“长幼尊卑、男分女归”的秩序原则,“选贤与能”的公正、民主原则,“承天施政”的天人合一原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共命运体原则,“天下为公”的整体性原则。描绘了一个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讲信修睦、和谐有序、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中国以农耕模式为基础所构筑的礼乐文明是生产模式与社会体制及文化系统的有机复合体,是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共同体式社会。比较崇尚丛林原则的西方控制机制式的社会体制而言,不仅具有和谐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等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的特征,更加本质的区别在于礼乐文明是人文社会,始终占据道德高点。

四、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

当西方列强的狩猎范围实现了全球化之际,人类整体视域得以达成,中西矛盾随之显现。这是农耕模式与狩猎模式、共同体文化与控制文化、合作体制与私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互为逆反、互为否定、互为对照的两种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对私有制的物极必反,而中西之间的矛盾则体现为社会形成过程中基因层面的差异与冲突。

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的,中西方社会的多方面、多层面的差异皆源于此。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存发展的两条路径,也预示了两种未来。中西间的矛盾体现为中国和西方几百年来的博弈,虽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曾因工业化的西方对于农业化的中国的代差优势以及其强盗本性而使中国几近亡国,但数次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已经证明了中国文化及体制强大的生命力及自新能力。历史也同样展示了控制型的西方社会的累累罪恶与低效,证明了其内在结构所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必然会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被从新认识而换发活力,合作型、共同体型的社会模式必然代表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1] 有关“两行论”内容详见《两行逻辑轮初稿》(祁洞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拙作《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10期.

[3]社会运行(经济循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社会存续(人类存续、人类组织化存续)为目的的、主要有经济行为构成的、经济行为的组织运行管理过程,经济行为可以理解为生存材料的生产和分配与生活资料(包括生活方式、娱乐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的生产和分配。

[4] 这里的“王”指天子,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子理应承天施政,是整体理性的具体承载。因此“莫非王土”并非家天下的含义。

[5] “田里不鬻,墓地不请。”(《礼记.王制》)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解释道:“田各授予公,不得私鬻。墓地皆公家所颁,墓大夫掌之,以合族序昭穆而葬,不处请乞。皆所以抑兼并、遏迁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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