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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果简介,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

发布时间 : 2019-11-26 19:54    点击量: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 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 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正是为了消灭历史。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 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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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批准号04&ZD025),最终成果为学术专著《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

责任编辑:紫一

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批准号04&ZD025),最终成果为学术专著《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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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批准号04&ZD025),最终成果为学术专著《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

课题立项背景是历史剧《走向共和》公演后,引起社会和学界强烈反响,提出一个怎样正确看待、评价和表现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的重大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与历史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引导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推动历史的健康发展,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课题立项背景是历史剧《走向共和》公演后,引起社会和学界强烈反响,提出一个怎样正确看待、评价和表现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的重大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与历史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引导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推动历史的健康发展,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现实。这一部分主要是从现实和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和发展过程来解析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现代化的历史作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并对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进行了梳理和评析。着眼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要思想文化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分别对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历史性解析。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发,指出这三种思潮都具有正面的借鉴作用和负面的不良影响,都要接受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检验和选择。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相互纠结、交叉重叠和多元并存的状态。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正在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民的宏伟目标。因此,对当代中国来说,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从全局和主导的意义上说,都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状态和社会现实。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有理由把当代中国的国情界定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我们应当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富有权威性的最高标准,。

1.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现实。这一部分主要是从现实和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和发展过程来解析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现代化的历史作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并对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进行了梳理和评析。着眼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要思想文化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分别对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历史性解析。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发,指出这三种思潮都具有正面的借鉴作用和负面的不良影响,都要接受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检验和选择。

对当代中国来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过于超前了。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往往以反思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那些压抑人的,包括思想、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弊端加以消解和颠覆是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的。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作为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拥有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对他们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反叛的姿态,对非人化的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左翼思想家是我们可以合作的盟友。他们的富有批判精神的见解对我们深入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隐秘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是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他们高喊着“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的口号,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反对所有的信仰、理性、规律、真理、权威、中心,不适度地强调事物的非理性和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导致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带有一定的消蚀性和破坏性的历史观念不利于历史的健康发展,从整体和全局上并不适合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通过强调历史的不稳定性和反思现代性抑制发展;当代中国却需要稳定和发展;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强调消解和颠覆,可能有助于打破那些僵化的、过时的东西,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利于消解和颠覆那些应当消解和颠覆的对象。但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一味地宣扬消解信仰是值得研究的,当代中国最需要坚定信仰,以增强人民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颠覆真理和规律,当代中国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理论创新,遵从真理,按着“客观规律办事”,推动建设工业化强国的宏伟事业,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此等等。尽管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应当正视一些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应当注重防止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杜绝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非人化现象的重演,吸取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所提供的具有超前性和警示性的借鉴作用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查德·罗蒂所说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后现代主义中以罗蒂和格里芬为首的一翼已经意识到只痴迷于无目标的解构是没有意义的,开始从解构转向建构。作为以建设为主旨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完全不考虑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的时空差异,大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无异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奢侈和超前消费。后现代主义落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还显得水土不服,缺少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从全局上说,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当下的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从而失去了总体和主导意义上的合理性。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相互纠结、交叉重叠和多元并存的状态。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正在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小生产农经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民的宏伟目标。因此,对当代中国来说,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从全局和主导的意义上说,都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状态和社会现实。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有理由把当代中国的国情界定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我们应当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尺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富有权威性的最高标准,。

对当代中国来说,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又显得有些滞后了。开始具备雏形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以“自然中心论”为依托,以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田园牧歌式的宗法制的社会模式为范本,以诉讼和抨击现代化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弊端,如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和关系的恶化为口实,宣扬一种自然文化主义和原始文化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主张回归自然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合谋,反思乃至抵制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思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需要的。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向自然进军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使社会和历史朝着更加善待自然和更加合乎人性的方向健康发展,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性的畸变,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但反思的目的不是“因噎废食”,而是为了从人民的福祉出发更加合理地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能因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便去反对现代化历史过程本身。这种“弃水泼婴”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种原始文化主义主张人与自然“浑为一体”的原始整体思维,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消解和否定人的实践活动对改变自然和创造世界的能动作用,甚而有人企图排拒现代,面向古代,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复古主义和历史倒退主义的精神意向。我们应当是一切世界文明,包括中世纪文化的继承者。现代化过程应当是对历史上的一切先进的宜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延续、活化和发扬光大。历史老人前进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对当代中国来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过于超前了。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作为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往往以反思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那些压抑人的,包括思想、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弊端加以消解和颠覆是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的。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作为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拥有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对他们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不合作的反叛的姿态,对非人化的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左翼思想家是我们可以合作的盟友。他们的富有批判精神的见解对我们深入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隐秘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是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他们高喊着“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的口号,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反对所有的信仰、理性、规律、真理、权威、中心,不适度地强调事物的非理性和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导致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带有一定的消蚀性和破坏性的历史观念不利于历史的健康发展,从整体和全局上并不适合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通过强调历史的不稳定性和反思现代性抑制发展;当代中国却需要稳定和发展;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强调消解和颠覆,可能有助于打破那些僵化的、过时的东西,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利于消解和颠覆那些应当消解和颠覆的对象。但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一味地宣扬消解信仰是值得研究的,当代中国最需要坚定信仰,以增强人民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颠覆真理和规律,当代中国却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理论创新,遵从真理,按着“客观规律办事”,推动建设工业化强国的宏伟事业,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此等等。尽管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应当正视一些高度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应当注重防止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杜绝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非人化现象的重演,吸取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所提供的具有超前性和警示性的借鉴作用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查德·罗蒂所说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后现代主义中以罗蒂和格里芬为首的一翼已经意识到只痴迷于无目标的解构是没有意义的,开始从解构转向建构。作为以建设为主旨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完全不考虑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的时空差异,大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无异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奢侈和超前消费。后现代主义落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还显得水土不服,缺少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从全局上说,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当下的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反差和历史错位,从而失去了总体和主导意义上的合理性。

如上所述,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都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却是同现代历史的发展同步的。这种文艺思潮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它的思想内涵、价值诉求和社会功能都是被所属的时代和历史决定和制约着的。这里,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形:从基本的或主导的精神意向上说,一种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还有一种文学的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拥护和肯定的态度。现代主义把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和历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是片面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不理解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逐步地实现人的解放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只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酿成的种种非人化的罪恶,看不到从农民社会过渡到市民社会是历史的进步,从而无视资本主义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历史的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应当更加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和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吸纳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对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现象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要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特别是应当把实现历史的现代化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对当代中国来说,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又显得有些滞后了。开始具备雏形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以“自然中心论”为依托,以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田园牧歌式的宗法制的社会模式为范本,以诉讼和抨击现代化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弊端,如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和关系的恶化为口实,宣扬一种自然文化主义和原始文化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主张回归自然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合谋,反思乃至抵制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思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需要的。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向自然进军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使社会和历史朝着更加善待自然和更加合乎人性的方向健康发展,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性的畸变,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但反思的目的不是“因噎废食”,而是为了从人民的福祉出发更加合理地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能因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便去反对现代化历史过程本身。这种“弃水泼婴”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种原始文化主义主张人与自然“浑为一体”的原始整体思维,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消解和否定人的实践活动对改变自然和创造世界的能动作用,甚而有人企图排拒现代,面向古代,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复古主义和历史倒退主义的精神意向。我们应当是一切世界文明,包括中世纪文化的继承者。现代化过程应当是对历史上的一切先进的宜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延续、活化和发扬光大。历史老人前进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人。这一部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新人本主义文艺思潮所表达出来的人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历史的人的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

如上所述,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和滞后的前现代主义都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却是同现代历史的发展同步的。这种文艺思潮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它的思想内涵、价值诉求和社会功能都是被所属的时代和历史决定和制约着的。这里,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形:从基本的或主导的精神意向上说,一种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还有一种文学的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化采取拥护和肯定的态度。现代主义把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和历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是片面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不理解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逐步地实现人的解放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只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酿成的种种非人化的罪恶,看不到从农民社会过渡到市民社会是历史的进步,从而无视资本主义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历史的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应当更加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和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吸纳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对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现象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要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特别是应当把实现历史的现代化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人本主义,从总体上说,是否定非人化的历史和历史的非人化的。这种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为灵魂,为核心、为指向的人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广泛流行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充满铜臭和血腥的历史是应当被诅咒的。由于受到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捉弄和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摧残,人们面对财阀和军阀所主宰的世界感到黑暗和冷酷。由于受到疯魔般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重压,人们变得孱弱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向内部萎缩,变得极度的个体化、主观化和脆弱化了。他们对这段充满苦难的历史的现实感受和文学体验是“生活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还多少保留一点社会良知和同情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在小人物一边,对践踏他们的非人化的历史进行声讨、谴责和抨击是正义的、合理的。人们可能无能力但却有权力拒斥害人的历史,选择宜人的历史。最能体现新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的一些现代主义的优秀的艺术家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和书写者,表现和控诉了这段历史的灾难和罪恶,将永远贮存在使人们每每感到巨痛的历史记忆中,警示和祈盼这种蹂躏人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然而,新人本主义对非人化的历史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这种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既不能展示历史发展的前景,也没有揭示出造成非人化历史的深刻的阶级根源,更没有看到和肯定改变这种非人化历史的正义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新人本主义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坛之后,对文学怎样才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横向移植的授受双方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时空错位,造成了正负交织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客体性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是特别推崇人的主体性,这对促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被片面夸大和发展了的人的主体性又抑制和消解了人们对历史客体性的体认,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其次,关于人的异化问题: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异化现象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大城市开始呈现出令人忧虑的趋势,劳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广大农民尚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希望当上城市的农民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境况。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所有这些众多的渴望享受工业文明的人们,还无法领受和品尝“异化”的滋味。但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随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加剧,将近会越演越烈。再次,关于非理性主义问题:新人本主义的灵魂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对补充和完善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拨僵化的教条主义和过时的理性主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不应当在否定荒谬的理性的同时,把一切理性,特别是把正确的理性、真理、规律都一股脑地反掉了。由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笼统地超前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显得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对文化素质很低的几亿人来说,他们深切痛感到不是受启蒙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启蒙理性受压抑。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百年来中国所惨遭的历史悲剧都有是由于国力的孱弱和科技的落后所使然。对科技理性还十分落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还谈不上受科技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科技理性受压抑。

2.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人。这一部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新人本主义文艺思潮所表达出来的人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历史的人的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

3.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文化。这一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消费主义文艺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和泛文化主义文艺思潮进行整体性的科学分析,探讨历史与相关文化的关系。这些文艺思潮作为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历史的解释和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文艺思潮多半都具有正负共存、益害兼有的两面性。

新人本主义,从总体上说,是否定非人化的历史和历史的非人化的。这种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为灵魂,为核心、为指向的人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广泛流行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充满铜臭和血腥的历史是应当被诅咒的。由于受到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捉弄和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摧残,人们面对财阀和军阀所主宰的世界感到黑暗和冷酷。由于受到疯魔般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重压,人们变得孱弱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向内部萎缩,变得极度的个体化、主观化和脆弱化了。他们对这段充满苦难的历史的现实感受和文学体验是“生活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还多少保留一点社会良知和同情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在小人物一边,对践踏他们的非人化的历史进行声讨、谴责和抨击是正义的、合理的。人们可能无能力但却有权力拒斥害人的历史,选择宜人的历史。最能体现新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的一些现代主义的优秀的艺术家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和书写者,表现和控诉了这段历史的灾难和罪恶,将永远贮存在使人们每每感到巨痛的历史记忆中,警示和祈盼这种蹂躏人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然而,新人本主义对非人化的历史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这种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既不能展示历史发展的前景,也没有揭示出造成非人化历史的深刻的阶级根源,更没有看到和肯定改变这种非人化历史的正义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新人本主义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坛之后,对文学怎样才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横向移植的授受双方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时空错位,造成了正负交织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客体性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是特别推崇人的主体性,这对促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被片面夸大和发展了的人的主体性又抑制和消解了人们对历史客体性的体认,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其次,关于人的异化问题: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异化现象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大城市开始呈现出令人忧虑的趋势,劳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广大农民尚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希望当上城市的农民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境况。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所有这些众多的渴望享受工业文明的人们,还无法领受和品尝“异化”的滋味。但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随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加剧,将近会越演越烈。再次,关于非理性主义问题:新人本主义的灵魂是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对补充和完善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拨僵化的教条主义和过时的理性主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不应当在否定荒谬的理性的同时,把一切理性,特别是把正确的理性、真理、规律都一股脑地反掉了。由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化的新人本主义笼统地超前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显得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当代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对文化素质很低的几亿人来说,他们深切痛感到不是受启蒙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启蒙理性受压抑。历史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百年来中国所惨遭的历史悲剧都有是由于国力的孱弱和科技的落后所使然。对科技理性还十分落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还谈不上受科技理性的压抑,而是因缺乏科技理性受压抑。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首先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新历史主义开始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的目的。新历史主义打破了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重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关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观念笼统地厌恶和反对主流的正统的官方历史,注重世俗的边缘化的历史;忽视确定的史实,强调对历史的语言叙述;不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夸大历史的不稳定性、偶然性和对历史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特别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对象的互文性描写,多半以戏说和虚拟的方式,使消解、篡改和重塑历史成为一种时尚。

3.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文化。这一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消费主义文艺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和泛文化主义文艺思潮进行整体性的科学分析,探讨历史与相关文化的关系。这些文艺思潮作为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历史的解释和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文艺思潮多半都具有正负共存、益害兼有的两面性。

历史消费主义对历史既有丰富,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玩历史的倾向,甚至为了攫取文化资本,迎合和满足大众的趣味和欲望,不惜戏弄历史。历史消费主义以金钱为本位、消费历史和玩弄历史。这种社会文化思潮遵循商业原则、游戏原则和快乐原则,把历史当作商品加以消费。被商品化了的历史,只考虑历史的商品价值,注重追求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满足大众的休闲和娱乐的需要程度。历史材料只是作为背景和演绎故事的手段而出现的。历史的真相、规范和尊严几乎都被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欲望的释放宣泄所消解、所遮蔽了,甚至成为引发受众的噱头。为了攫取文化利润、刺激消费心理和追求感官效果的精神产品,不惜对严肃的历史采取把玩的态度。历史题材的作家变成了历史的玩家,同时培育着历史的玩家。历史是不能被随意玩弄清的,千万不要在玩历史的同时,把正确的历史感、历史观以及大众的健康的高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都统统玩掉了。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尽管对伤害人的历史对有一定的批判性警示性,但宣扬悲观、绝望、虚无、宿命论和世纪末情绪,瓦解人心,泯灭理想,是有害的。历史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泛文化主义、纯审美主义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相互涌动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对学科内部的作为强势的文艺观念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了梳理和评估,而且对从审美角度宣扬的历史乌托邦幻想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泛文化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另方面指出泛文化所宣扬的对历史的文化决定论,企图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的错误性质。泛文化主义所推崇的大众文化存在着一个疏导和提升的问题,应当防止大众文化通过对历史的趣味化改写,降低大众的文化思想素质,消解人们对现实的变革意识和历史首创精神。有一些渗透着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精神的纯审美主义和泛审美主义,或拒绝表现自我以外的历史的丰功伟绩,或置表现历史于不顾,只强调释放个体的欲望。这些观点都有碍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首先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新历史主义开始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的目的。新历史主义打破了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重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关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观念笼统地厌恶和反对主流的正统的官方历史,注重世俗的边缘化的历史;忽视确定的史实,强调对历史的语言叙述;不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夸大历史的不稳定性、偶然性和对历史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特别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对象的互文性描写,多半以戏说和虚拟的方式,使消解、篡改和重塑历史成为一种时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一论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真实存着的历史材料。史实具有第一性和第一位的重要性。对史实的叙述应当是基于和忠于史实的言说,不管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不管是史书、史论,还是史剧都应当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事实胜于雄辩”。史实具有决定性的权威。一经有新文物发现,所有相关的和对应的文字史立刻和必然会重新改写。

历史消费主义对历史既有丰富,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玩历史的倾向,甚至为了攫取文化资本,迎合和满足大众的趣味和欲望,不惜戏弄历史。历史消费主义以金钱为本位、消费历史和玩弄历史。这种社会文化思潮遵循商业原则、游戏原则和快乐原则,把历史当作商品加以消费。被商品化了的历史,只考虑历史的商品价值,注重追求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满足大众的休闲和娱乐的需要程度。历史材料只是作为背景和演绎故事的手段而出现的。历史的真相、规范和尊严几乎都被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欲望的释放宣泄所消解、所遮蔽了,甚至成为引发受众的噱头。为了攫取文化利润、刺激消费心理和追求感官效果的精神产品,不惜对严肃的历史采取把玩的态度。历史题材的作家变成了历史的玩家,同时培育着历史的玩家。历史是不能被随意玩弄清的,千万不要在玩历史的同时,把正确的历史感、历史观以及大众的健康的高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都统统玩掉了。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尽管对伤害人的历史对有一定的批判性警示性,但宣扬悲观、绝望、虚无、宿命论和世纪末情绪,瓦解人心,泯灭理想,是有害的。历史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泛文化主义、纯审美主义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相互涌动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对学科内部的作为强势的文艺观念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了梳理和评估,而且对从审美角度宣扬的历史乌托邦幻想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泛文化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另方面指出泛文化所宣扬的对历史的文化决定论,企图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的错误性质。泛文化主义所推崇的大众文化存在着一个疏导和提升的问题,应当防止大众文化通过对历史的趣味化改写,降低大众的文化思想素质,消解人们对现实的变革意识和历史首创精神。有一些渗透着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精神的纯审美主义和泛审美主义,或拒绝表现自我以外的历史的丰功伟绩,或置表现历史于不顾,只强调释放个体的欲望。这些观点都有碍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至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的认同和解释可能产生误读。本来是好的“经”不能因为被某些“和尚”念歪了,便不是“经”了。只有对历史的僵化教条的解析,没有僵化教条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好的“经”,仍然是最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历史理论。持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新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作用,并决定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分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追寻和洞察解释社会文化和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的根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宣扬的“反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按着他们的愿望制造了一个他们想要打倒的假想敌再来加以批判。他们的观念虽然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些方面的启示,但从整体上说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一论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真实存着的历史材料。史实具有第一性和第一位的重要性。对史实的叙述应当是基于和忠于史实的言说,不管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不管是史书、史论,还是史剧都应当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事实胜于雄辩”。史实具有决定性的权威。一经有新文物发现,所有相关的和对应的文字史立刻和必然会重新改写。

我们既要承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又要创新,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应当摈弃那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观念,诸如历史多元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理论、线型的、窄面的和边缘化的历史观念、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向后看的历史观念、游戏化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等等。同时吸取人本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更加全面地解决和阐释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应当把对人学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人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对历史进行人学研究时,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史学。在对人学进行史学研究时,更加有意识地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融入人学,实现人学与史学的和谐统一。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的历史地位和重视人的历史命运,拒绝那种非人化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特别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不要只把历史的内涵与外延只局限于正统的官方的主流的历史范围,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对历史内涵进行拓展与开掘,加以充实与创新。这样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带有两面性的理论问题。诸如正史与野史、大历史与小历史、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历史的决定因素与中介因素、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的中心与边缘、历史的单一性与复杂性、历史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历史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历史的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的辩证关系。

至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的认同和解释可能产生误读。本来是好的“经”不能因为被某些“和尚”念歪了,便不是“经”了。只有对历史的僵化教条的解析,没有僵化教条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好的“经”,仍然是最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历史理论。持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新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作用,并决定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分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追寻和洞察解释社会文化和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的根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宣扬的“反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按着他们的愿望制造了一个他们想要打倒的假想敌再来加以批判。他们的观念虽然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些方面的启示,但从整体上说是不正确的。

西方现当代的各式各样的人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是不能正确解释人与历史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外部力量对人的压抑,这些史学理论多半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逃逸历史、放逐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的倾向,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些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生理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倾向,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慰藉和憩息。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所有这些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深刻揭示出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隐秘。历史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压迫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没有掌握这些东西的弱势群体的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还原为或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和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不好,压抑人时,人们企图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历史好,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们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宜人的历史是可亲的和温暖的。

我们既要承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又要创新,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应当摈弃那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观念,诸如历史多元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理论、线型的、窄面的和边缘化的历史观念、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向后看的历史观念、游戏化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等等。同时吸取人本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更加全面地解决和阐释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应当把对人学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人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对历史进行人学研究时,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史学。在对人学进行史学研究时,更加有意识地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融入人学,实现人学与史学的和谐统一。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的历史地位和重视人的历史命运,拒绝那种非人化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特别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启示我们不要只把历史的内涵与外延只局限于正统的官方的主流的历史范围,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对历史内涵进行拓展与开掘,加以充实与创新。这样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带有两面性的理论问题。诸如正史与野史、大历史与小历史、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历史的决定因素与中介因素、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的中心与边缘、历史的单一性与复杂性、历史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历史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历史的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的辩证关系。

非历史化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笼统地否定历史是错误的,但批判非人化的历史却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必须指明的是,对非人化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很不相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多半只局限于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主要诉诸于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需要的,也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为了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的权威。

西方现当代的各式各样的人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是不能正确解释人与历史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外部力量对人的压抑,这些史学理论多半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逃逸历史、放逐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的倾向,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些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生理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倾向,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慰藉和憩息。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所有这些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深刻揭示出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隐秘。历史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压迫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没有掌握这些东西的弱势群体的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还原为或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和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不好,压抑人时,人们企图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历史好,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们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宜人的历史是可亲的和温暖的。

三、成果价值及社会影响

非历史化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笼统地否定历史是错误的,但批判非人化的历史却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必须指明的是,对非人化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很不相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多半只局限于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主要诉诸于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需要的,也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为了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的权威。

课题立项宗旨是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初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对回答世界和本国范围内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了努力;对排除各种错误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干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建构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成果价值及社会影响

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宣部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文艺》一书的策划;多次召开中、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共上报五批前期研究成果,累计论文40余篇,多篇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没工程》的“简报”和“参考资料”选登,有的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被文化部简报推介,有的被核心报刊宣传,在社会和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课题立项宗旨是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初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对回答世界和本国范围内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了努力;对排除各种错误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干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建构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宣部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文艺》一书的策划;多次召开中、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共上报五批前期研究成果,累计论文40余篇,多篇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没工程》的“简报”和“参考资料”选登,有的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被文化部简报推介,有的被核心报刊宣传,在社会和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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